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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龙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
时间:2015-07-30 字号:[ ]

  本文所讲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龙跃同志坚持了敌后的艰苦斗争,保持了党在南方的革命旗帜,保持维护了党的组织和干部,保持和发展了强大的游击武装,组织武装了广大群众,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龙跃任浙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等职,是浙南党政军第一把手。本文从龙跃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党建工作、统战以及群众工作等几方面来谈论龙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 龙跃;解放战争时期;历史功绩
 
 
  龙跃,原名龙兆丰, 1912年10月23出生,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坚持浙南游击根据地核心地区的斗争中,特别是 1942年刘英同志被捕后,龙跃同志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保持了浙南的革命不倒,龙跃经历了火与血的考验,成长为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
目前,有关龙跃历史功绩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的文献资料、地方党史、回忆录和人物传纪等也不少了,对我教导甚深,作者作为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莘莘学子,为响应党中央大力倡导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要求专门就龙跃同志在浙南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再现老一辈革命家的音容笑貌,激励我们年青一代更好成长。
 
  1945年 6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开始撤离温州地区。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日本尚未投降之前,8月8日,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军制定了《清剿浙东奸匪实施计划》,该计划的第一条是:“决以主力肃清永乐地区股匪”,并计划“由西北向东实行扫荡,务必将匪压迫至玉环温岭附近海滨以歼灭之,防奸匪窜伏括苍山脉中”。 [1]在此同时通缉龙跃,悬赏法币 10万元。基于当时的《双十协定》,浙东新四军奉命向北撤离。这样,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仅剩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目标很突出。在如此国内形势之下,龙跃带领浙南干部群众进行抗争。
(一)浙南游击力量的隐蔽和发展
  中共江北党务指导委 员在《关于武装斗争发动以来的工作报告》向浙南特委汇报中写道,日寇投降后,“顽军继续控制各个主要据点,并有再度发动进攻之势。在遭受顽军摧残的区域,群众的情绪普遍低落。我主力转入括苍山后,地区贫瘠,给养困难,不得不化整为零地行动”。 [2]龙跃决定改变原有的斗争方式, 1945年11月20日,向江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作出指示:决定撤销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番号,实行精简。行动方针保持不变,仍然是深入群众,依靠群众,依山靠海,山地与平原相依存,坚持斗争。同时指示开辟苍山区的工作以及建立海上的据点。
  对于取消番号对战士们的影响,龙跃非常理解:有着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进攻与监视,有着日本驻乐清部队的虎视眈眈,建立这样一支数百人的队伍不是简单的事情,一旦说要撤销番号,精简人员,有一部分同志在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很正常。因此他先后派曾绍文 [①][3]同志去乐清,与中心县委一起讨论如何来处置撤销番号、精简人员。龙跃回忆道:实践证明,这次精简是及时必要的,缺点是精简的人数多了一点。部队精简以后,国民党部队失去了进攻目标,不久大部撤走,保存了基本力量,而且开辟了新地区的工作,地方工作大大加强,游击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且更加巩固。后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瓯江北岸在短期内扩充部队,成为浙南游击战争的主力之一。
  永乐总队精简之后,浙南仅保留武工队 300多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队伍的组成人员均是骨干分子,不仅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能做群众工作。最初,武工队采取了避强打弱、避大打小的方针,除了在1946年9月15日海山武工队在乐清湾小青岛的反击战中,打退敌人的一个加强连、歼敌20多人之外,各地武工队主要是消灭小股的“清乡”兵,并在根据地的边缘地区镇压一批恶霸分子、特务和极端反动的乡镇长。在为民除害的同时,亦消灭了敌人的耳目和爪牙。就这样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歼敌两百余人。
(二)军事策略的与时俱进及游击根据地的发展
  全面内战爆发之后,当时国民党浙江保安团的六个团,驻扎于浙南地区的就有四个,加上伪警察、自卫队兵力共投入了一万多人,企图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清剿”。 10月,特委派往苏北最后一次的交通带回华中分局9月17日给浙南特委的指示,明确指出“应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4]龙跃就此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考虑到浙南具有游击根据地可以依托,有着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斗争的经验,最终一定能取得胜利,但是浙南根据地孤悬在国民党的腹心地带,与国民党相比力量悬殊,“我们的游击战争只能由小到大,与局部开始,以壮大自己,再全面展开……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自始至终要贯彻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发动群众与扩大、巩固游击根据地相结合的方针”。 [5]在现在看来,浙南解放战争中的这个方针是符合浙南斗争发展规律,是完全正确的,它使我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而能取得最大的胜利。
  在 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之下,敌人的有生力量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使得浙南敌我力量的对比逐渐发生变化。龙跃意识到,此时必须对现有局势重新作出判断,计划新的任务,提出新的要求,最终决定在1948年4月于瑞安高楼区牛栏坑村召开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龙跃在会议上总结了一年以来浙南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分为五条:1.知彼知己,机智灵活作战,情况不明不打,无充分准备不打;2.吃小避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弱小的敌人;3.袭击伏击,不与敌人打硬战,伤亡过大不打;4.昼伏夜行,避免暴露自己,尽量利用夜战消灭敌人;5.加强敌军内线工作,掌握敌军情况,里应外合消灭敌人。“撒网战术”充分体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处于下风之时,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以根据地为依托,发挥部队成员素质好等优势,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最终以少胜多,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五条经验则强调在战术上集中优势最大化,不打无准备之仗。这说明龙跃是有魄力而且清醒的指挥员。
  浙南游击根据地得到巩固,国民党难以搜索到游击部队,使得国民党的“清剿”打不着,而浙南游击纵队则可以非常巧妙地避开国民党驻军的优势兵力,并且可以不断养精蓄锐,在遇见战机时,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歼灭敌人,胜利之后返回根据地休整,准备再战。这样,国民党军因遭不断打击而削弱,浙南游击纵队则越战越勇。同时游击根据地由于游击战争的不断胜利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发展。浙南游击战争与根据地 建设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证明了龙跃决定开展游击战争与扩大、巩固根据地相结合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浙南游击战争之所以能以弱胜强取得丰硕的战果,这是主要原因之一。194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党在国民党区域有了很大成绩……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建起游击战争根据地”。文中列出8个根据地,其中就有“浙江南部”。 [6]
  龙跃对根据地的建设非常重视,并把重点 放在根据地党的建设上。1947年10月,龙跃本人起草并由浙南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今后根据地建设的决定》指出:“首先是关于党对根据地的领导及其核心作用的问题”,“党必须注意对根据地内新环境之把握,正确运动策略路线以保证证据地有计划有步骤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共产党员在简历巩固与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要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地位暴露突出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存在。” [8]龙跃强调在群众斗争中考察、培养 和吸收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入党,这样就把基础工作定在加强根据地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加强支部教育,健全支部生活,争取能其真正发挥战斗实力。1948年春,党的队伍获得了迅速扩大,为了客服组织上、作风上、思想上的不纯问题,特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提出整编浙南党组织。以根据地的机关和军队作为重点,由各县、区委派人帮助农村的基层支部,学习和整顿在不同情况下分别展开,对部分混入党内的富农、地主、流氓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洗,进过教育使我党党员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组织得到了纯洁,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
这是我党以农村为依靠,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浙南游击根据地有着自己独特的政权形式,既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边缘地区的两面政权,又不同于苏维埃及解放区公开的政权 。而是,一方面保存了国民党的保甲组织和乡镇政权,把这一形式为我党所用;另一方面,权力主体在我党掌控下,凡是涉及地方行政事务和群众利益的方针政策,都由农联会或村支部等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进行指定和实施。结合以上两方面因素,构成了双重政权形式,这是我党耐心工作和经过长期斗争的成果。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这种独特的模式更普遍地发展起来,并不局限于小范围内实施。龙跃亲自过问这一项工作,例如瑞安县桂峰乡的乡长何锐同志,其堂叔是瑞安地区反动民团首领,罪行诸多而受到我党的镇压,就与中共有了矛盾,从而备受国民党信任。而何锐本人积极参与了温州一二九运动,思想上进步,是浙南党组织几位领导人交流密切。在我党详密安排之下,1945年夏通过乡民代表会推选其作为乡长,这样一来便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人”,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有着一般共产党员不能起的特殊作用。龙跃经常约见何锐,向他了解相关情况和布置任务。当然,龙跃也非常注意对这类人的保护,当国民党对我方布置的人员产生怀疑之时,龙跃指示何锐“辞职”,并且脱产参加工作和批准他入党。这种特殊的政权存在模式直到1949年初,因国民党部队已无力对浙南游击根据地发动军事“清剿”,这类“白皮红心”的政权组织形式便失去了麻痹和对应敌人的作用而自行解体消失。
  龙跃回忆道:“被摧残地区的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绝大多数对党没有变心,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积极向我们提供情况,帮助我们整顿好党 的组织、发展新的革命关系。” [9]在不断的抗击中,中国共产党在浙南 打下了牢实的根基。但是,部分地区屡遭到破坏,重新开展这部分地区的工作,成为重中之重。龙跃指示平阳、青景丽、泰顺、福鼎等县委派遣武工队并且配备专门人员,以最快的速度恢复老区的工作。针对烈士家属以及受到迫害的同志,称赞他们的勇气和鼓励他们革命的信心,在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一定的帮助。针对被对破坏的党组织,尽量使上下级组织关系保持正常。
在恢复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龙跃着重抓了永嘉县 [②]的恢复工作。于1945年10月,永嘉工委成立,书记为曾绍文。积极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在与长期在温州独立坚持工作的江钊取得联系之后,一些秘密工作关系得到恢复和开展,学生运动得到了更好的领导,掀起多次学生运动的高潮。

 
  1946年 1月,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使得人们对于接下来的民主与和平等充满了希望,出现了过于乐观和消极的情绪。龙跃了解后认为,这种思想比较典型,若不及时加以引导,会引起思想混乱。他指示在党的内部特别是在机关和部队的干部中进行一次时事政治教育,使同志们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我们既要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和平民主所作出的争取和努力,但不能有完全依赖国民党的错误思想,现浙南游击根据地处于国统区,即使和平的局面能够短暂维持,也仍然要不断的进行艰苦复杂的斗争,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思想上一定要保持清醒,仍旧要坚持以往隐蔽精干政策,继续蓄积力量,来应对各种可能的局面。龙跃正是因为在形势转变的关键时刻,注重了解和掌握党内的思想动向,重视政治思想先行一步,因此避免了在有突发状况时措手不及,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为了争取大范围吸收干部以及提高干部 们的素质,1947年之后,特委机关和各县委开办了多期青年训练班。解放战争时期,浙南游击根据地吸纳青年知识分子就有1000多人,其中,吸收来自京、沪、杭学运领袖及积极分子先后有100多人。得到大量知识青年的加入,队伍的文化结构产生了变化,各级党委的工作部门得到了充实,向浙南游击根据地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得益于知识青年的大量涌入,浙南游击根据地内的文化工作也蓬勃开展,其中还涌现出郑伯永[③]、陈沙兵[④]、夏子颐[⑤]等有一定影响的美术家和作家。
  在争取到大量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时,龙跃非常注意提高领导干部水平。 1947年5月,第一期军政干部训练班举办,学员有15人,其中大部分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县团级骨干成员。龙跃在当时主讲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⑥]。1948年第二期军政干部训练班,主要对象是营级骨干,特委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参加旁听。此外,各中心县委和县委也办了干部训练班,这次培训的对象主要是部队和地方的基层骨干。
  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结成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反对美蒋反动派为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的形成于前两次的统一战线形成有着显著的不同。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国共虽然有冲突但 是最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则大不相同:国民党从合作者的队伍中分离出来,站在了与人们为敌的位子;共产党、民主党派则坚决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保持了合作关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新的联盟,即反对美蒋反动派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在浙南地区也有着其形成的过程和特点。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温属七县,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温州城区,它是温州专属和永嘉县府所在地。温州地区各类中等学校23所,在校学生约八千。温州城区拥有10所中学,学生四千有余,其中温州中学、瓯海中学、永嘉中学是中共浙南特(地)委领导的第二条战线的主要力量。它对整个温州地区及周边地区的学生运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当时任永嘉工委书记的曾绍文就多次秘密进入温州城区,及时了解和掌握学生运动的发展动向。从 1945年底声援“一二·一”运动[⑦]始,先后进行反侵略游行;声援市民“米风潮”;主持支持“平粜”;反对当局政府放任汉奸王永山[⑧]的锄奸运动等斗争。龙跃认为,1945年冬至1946年上半年的斗争,领导了温州各中学学生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使温州的学生运动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开
  1947年后,在城区发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的规模获得了扩大。 1947年初发生沈崇事件[⑨] 事件传出后,北平、天津等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约50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学生运动一样为了响应北平学生 运动,温州城区以及浙南各县学生运动,开展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6月份,浙南的学生运动与全国学生运动趋向一致,以尽可能发挥学生运动的最大力量,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为了在浙南地区支援第二条战线的运动,龙跃指示安邦进入温州,协助永嘉工委书记曾绍文开展工作。通过永嘉学联召开理事会,成立温州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委员会,发表《六·二宣言》,在宣言中揭露蒋介石 “为了打内战,大规模抽丁、征粮、征税、驱使千百万青壮年去杀戮自己的同胞,使肥沃的田庄变成了焦土……滥发银票,物件上涨,冻结生活指数,减少教育经费,弄得工人不能进工厂做工,农民不能安心种田,商贩无钱做生意,公教人员紧束裤带去办公、教学,学生不得安心读书”。 [10]在发表文件的同时,抓紧组织策划温州城区内学生运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 会,进行示威游行。这标志着浙南人民革命第二条战线已经颇具规模。
  温州爱国民主运动是全国第二条战线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充分证实了这个运动的发生并发展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是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独裁、内战、卖国方针的必然结果。它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以龙跃为首的浙南党组织的正确领导, 1947年4月中共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指出:“有优良传统、丰富经验、农村游击区的支持和离运动中心上海很近等有利条件。浙南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为温州地区的第二条战线提供了组织上、想上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援,城区的同志一旦处境危险,几小时便可撤到游击区,这在国统区是难能可贵的优越条件。” [11]
  浙南党组织在巩固老区,开辟新区的过程中,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向开明土绅、国民党政府中比较进步的人士以及乡(镇)保甲长等宣传党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方针,号召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开展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
 
  1946年 2月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决定在温州进行地区建盟工作,发展的地方包括温州城区和乐清县。之后成立“民盟永嘉五人小组[⑩]”,董辛铭为主要负责人,叶显文复负责组织,游止水负责秘书,刘焯、周渭夫负责宣传。国民党曾认定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民盟的成员必须向国民政府进行登记。针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民盟同国民党作斗争的同时,在科技界和报社秘密发展盟员。龙跃指示永嘉县委要关心和支持温州民盟的活动,并与其建立起密切的统战关系。与此同时,民盟组织也积极响应龙跃为首的浙南党组织的革命斗争。周醒迷是一位民盟成员,同时拥有国民党县参议会录事的合法身份,在他的带领下民盟成员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以开酒坊、设饭店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把刺探到的情报传递给游击队,并经常为浙南游击队运送生活用具、药物以至枪支弹药。
  浙南地区的悠久革命传统决定了在浙南军政、教育、文化、工商、医药等各界中都有拥护共产党的民主人士。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斗争主张、为浙南根据地提供情报、营救被捕党员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永嘉县郭溪的陈达人,曾留学日本,积极支持其子女参加革命,并与龙跃为首的浙南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并提供他在城市和乡村的住房,给浙南党组织做活动场所。 1946年下半年以后,浙南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陈达人为组织购置武器弹药,1949年温州解放前夕,他还争取其妻舅、国民党的退役中将张千里一起做争取原国民党温州专员、第二00师师长叶芳起义的工作。永嘉五尺的胡卜熊老先生,桃李满天下,不畏蒋匪帮的威胁,宣传我党的主张,有时拿着《浙南周报》在门口向群众宣读。平阳矾山的工商界人士,经过平阳县委书记郑衍宗做工作后,多次捐款帮助龙跃所属的浙南党组织经济上的困难。温州白累德医院名医陈梅豪,为括苍游击根据地的干部战士治病,帮助购买药品并且接待和转送从上海、杭州等地投奔革命事业的革命青年。平阳县孔藜青,在大革命时曾参加国民党军北伐,后回家乡在小学任教,与中共平阳党组织关系密切,他家成为龙跃所属的浙南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并时常在报刊上发表革命诗文,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第八区专员余森文于 1946年6月调来温州,从1947年夏天开始,与龙跃为首的浙南党组织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特委为了便于与他联系,指定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和温州城区区委书记冯增荣负责与其的联络工作,来往信息直达特委和他本人。余森文在温州任职期间,对温州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起了掩护作用。同时,对浙南党组织提供过情报,有利于浙南游击队开展斗争。瑞安县湖岭郑锦荣,是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执委陶山区党部书记、县参议员。他曾反对共产党,威胁共产党不要在他的地盘活动,在被中共瑞安县委写信警告之后,他潜逃温州弃政从商。之后共产党干部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他表示友好并且替浙南游击根据地采购物资。
  游击战争是浙南游击纵队的斗争方式,是更深层次的人民战争,所以就必须要动员浙南的广大群众与敌人作斗争,必须大力加强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在实际形势的需要之下,三种定期出版的报刊在浙南特委策划下先后创办:《新民主》、《浙南月刊》、《时事周报》 [11]。报纸主要提供的消息涉及:解放战争的进展形势、解放区以及浙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报刊的定期发行,使很多群众和干部及时了解到了国内的最新消息,从根本上打破了国民党的消息封锁,同时让人们了解到国民党报纸的荒谬和谎言。定期出版如此之多的刊物,不仅在敌后根据地为数不多,甚至在全国都很罕见。报刊的出版必然有它自身的作用,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看了《浙南周报》之后,果断的投奔浙南游击根据地,不少社会人士也是看了这类刊物,了解了国民党的内战的丑恶嘴脸和认识了我党坚持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支持我党的事业。
  1948年,随着浙南游击战争的胜利带动着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8月29日,浙南特委发出《关于秋收斗争的指示》,据不完全统计,泰顺、平阳、景宁、青田、瑞安、乐清、鼎平、永嘉等八个县,有将近100个乡镇响应了秋收斗争,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地主进行区分,对一般的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对恶霸地主抗租抗债,秋收斗争的开展不仅使浙南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实在的收入,在政治上的地位也有所提高。各个乡镇的秋收斗争的开展,影响开始扩散到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以至敌据点附近,这些地区也部分开展抗丁、抗粮、抗税和减租减息斗争。
  同年 11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国浙南特委变更为中共浙南地委。同月 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瑞安桂峰乡板寮村正式宣告成立,龙跃任司令员兼政委,郑丹甫[12]任副司令员,张金发任参谋处主任,胡景瑊[13]任政治部主任(在温州城区解放之后,又任命叶芳[14]为副司令,胡景瑊、邱清华[15]为副政委,程美兴[16]为参谋长)。先后成立三个支队,一个独立大队、和一个警卫大队。浙南游击纵队成立时,所在地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会。当时警卫队同志们临时将一块番薯园锄平,由于晚会规模较大,算来一个操场肯定不够面积,这就有了战士们锄地去搭建舞台。晚会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之时,得到情报,国民党驻军一千多人以四个方向分别靠拢桂峰地区,地委和纵队机关得赶快转移。龙跃命令警卫队立即翻耕之前锄平的番薯园,不能留下活动的痕迹,以免国民党发现相关线索。当地委党员和群众纷纷催促龙跃赶快离开此地,翻耕的事由他们来做。但龙跃坚持翻好地作好垅,消除一切痕迹。全村和邻村的人都急了,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翻耕,直到看不出部队活动的痕迹之后,龙跃才放心地率机关部队离开。龙跃在心里想着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会做事处处为群众着想。
  1949年 5月,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抵达温州,与浙南游击纵队胜利会师。为了迎接南下的野战军,龙跃在事前部署各县委,要求积极做好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劳军活动。仅据6月3日二十一军政治部《拂晓报》刊载:“据不完全通缉,我军到温后,已收到浙南人们送来慰问品:猪304头、羊550只、鸡蛋8406篓、鹅137只、鱼干637斤、鞋12341双。” [12]为了赶制军鞋,当地的一些妇女,把做嫁妆的新被单也撕掉当衬布。这无处不体现浙南人民对人民军队的热爱。
 
  解放战争时期,浙南特委共开过三次扩大会议,这三次扩大会议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与会的人员均为主要骨干;第二,人数较多;第三,会议时间长。扩大会议主要的内容是传达中央 精神、落实中央决策,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制定工作,保持思想的统一性。扩大会议后,都出现了新的工作势头。一位党史工作者曾评论道:以扩大会议这种形式,较大规模的集思广益,研究情况,统一思想,部署工作,这在敌后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是很罕见的。扩大会议确定中心任务为扩大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共三方面:
  第一,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推举龙 跃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决定先将江北县队,把开创括苍根据地作为主攻方向,把乐清中心县委改为括苍中心县委。
  第二,大力扩大主力部队和县区武装,发动民兵。
  第三,除了继续在根据地与敌周旋外,派较强部队到外线作战,并掩护地方干部开辟新地区。龙跃把这一措施叫做“‘撒网战术 [17][13]
’,网撒得越开,撒得越远,就越能分散敌之兵力,越有利于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1949年 1月,叶芳[18]接收国民党温州地区,当时国民党已无力发起对共产党的大规模打击,他也深切的了解到当时的局势已经倒向中国共产党,因为当时国民党部队在浙南的分布情况是:叶芳的第二百师驻温州,下辖两个团:一个团是叶芳临时争取到的同盟者即朱哲光的温州保安独立团,约八百人;一个团是叶芳自己的新兵团(美械装备)约六百人。两个团合起来一千四百人左右,加上温州区保安司令部等零星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叶芳提出“确保江南,控制闽边”的军事方针。其中江南指的就是当时的瓯江以南地区,这样做的企图企在放弃瓯江以北地区,将其主力集中在瓯江以南来保证对重点地区的重点防御,其中的重点是浙南的中心城市温州。从其军事布置中可以看出,自上年九月王云沛两路“清剿”的计划失败后,国民党在浙南的军事主动权完全丧失,浙南的主动权已转向浙南游击纵队,于是,龙跃决定在瓯江两岸分别发动强大攻势,彻底击溃叶芳的防线和国民党残余势力。
  瓯江南岸,部队在余龙贵率领下向西挺进,在云和的梅源、赤石与处属特委领导的游击队顺利会师。紧接着,龙泉县安仁获得了解放,游击战争继续扩展到了福建省寿宁境内。 1月19日,独立大队在瑞安营前取得胜利。2月1日,青景丽及平阳、泰顺摧毁守军,使瑞、泰、平、文成四县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为接下来解放泰顺县城取得重大胜利打下了基础。部队在龙跃的指挥下顺利的实施攻打泰顺县城并成功的组织攻城打援并取得重大胜利,成为瓯江南岸攻势的中心环节。华东局于3月14日来电嘉奖泰顺攻城打援的胜利:这“是浙南党的重大胜利,特向你们致贺。”闽浙赣省委也来电嘉奖:“你们在泰顺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浙南部队事实上已成为东南我方部队之主力和人民的核心,我们以最高热忱祝你们的胜利。”
  瓯江以北,由周丕振指挥,先后攻克乐清、温岭,之后渡海作战,解放玉环,接着攻克坎门、楚门两镇,除洞头列岛外,玉环全境解放。这一系列战斗前后历时仅一个月不到,歼灭国民党守军 10个中队。“固若金汤”是国民党当局对玉环的定位,但是一夜即被解放军攻克,影响深远。获得了闽浙赣省委的来电嘉奖。
  正值捷报频传瓯江南北,龙跃在瑞安桂峰乡主持召开了浙南地委第十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眼于浙南全境研究与部署。在会调整了部分县的辖区,将原来 2个中心县委、8个县委增加为四个中心县委、十二个个县委,并且增补地委委员。会上审议通过《征收公粮临时办法》和《临时施政纲领》,浙南人民临时行政委员会和浙南行政公署相继成立,龙跃出任主席。此次扩大会议着眼于浙南的全局,从整体上进行了把握,为解放后全浙南奠定了基础。
  为争取解放温州,地委和纵队司令部还通过了陈达人先生做叶芳的工作,经各方因素,特别是解放大军渡江南下的形势下,终于于 5月1日晚上,我方代表团与叶芳的代表团在温州郊区郭溪后面山上的景德寺谈判,达成叶芳率部起义的协议。4日,双方代表再次谈判,商定了起义的具体细节,签署了和平解放温州的协议。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主力第一、二、三支队和独立大队便于 1949年5月6日下午在周岙召开誓师大会,龙跃发布命令,部队向温州挺进。7日拂晓,我军三发照明弹腾空而起,宣告了温州解放。温州解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浙南大地,各县武装及民兵分头出击,如秋风扫落叶,各县县城相继解放。就在这个时候,蒋军残余部队李延年[19]兵团3万余人,企图重占温州,控制出海通道,沿途被青田、景宁、文成等县警卫队及民兵阻击,毙伤俘敌一千多人,只得改稿退往福建。另一股敌人,就是由忠义救国军改编的交通警察第一总队一千两百余人,是美式机械装备部队,1200余人也于15日被浙南纵队在县区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在温州郊区藤桥及周岙附近全部包围歼灭。此外,还及时解决了起义后又叛变的原叶芳部新兵团事件。至五月下旬,除沿海部分岛屿外,浙南全境解放,还解放了青田、黄岩、温岭等县,从而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龙跃自 1935年进入浙江,历经14年艰辛,终于完成了领导浙南党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通过上述分析,龙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多层次化的,涉及到龙跃的军事思想、政治策略、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等。通过军事和策略的灵活转变,使得浙南游击队的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壮大,同时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根据地以及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建设。争取了各界人士之间的团结,融洽了浙南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变化,在解放军主力部队南下的大好形势下,解放浙南全境。对龙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的多方面的分析和总结,汲取其中有益借鉴和启示的成分,这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
 
[1][4][5][8][10][12][13][14]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龙跃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54,57~60,71~72,63,80,65~66,77.
[2][3][9]龙跃 .坚持浙南十四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98~199,195.
[6]毛泽东 .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全四卷)[M]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2.
[7]浙江省邮电管理局 .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浙南卷[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339~340.
[11]中共温州市鹿城区党史研究室 .第二条战线在温州城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18~19.
     
 
 
 
 
指导老师:刘建国
作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07历本 吴孟克
2011-5-12


[①] 曾绍文(1917—1968),青田芝溪乡(今船寮镇)陈造村人。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温州组织战时青年服务团。19434月,调浙南特委机关工作。7月,任中共青景丽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47月,任浙南特委秘书。19456月,任中共永嘉工委书记,次年2月任县委书记。1948年底,任浙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政委。19493月,任中共永青中心县委书记、永青办事处主任。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温州前线司令部副政委,是与国民党温州专区专员、二00师师长叶芳谈判的代表之一,敦促叶芳率部起义,和平解放温州。
[②] 永嘉县:永嘉县城即通称温州,既是浙南的中心城市,又是港口城市,而且是联络瓯江两岸的交通枢纽,地位极为重要。
[③] 郑伯永,一九一九年七月二日出生于浙江乐清环城乡朴头村(今属清北乡)。一九三四年秋考入浙江省立温州中学,翌年积极参加.二九学生救亡运动,后又参加抗战初期的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浙南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同年五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乐清县委组织部长、临海县委宣传部长,九四一年三月调任仙居县委书记兼台届特委武工团政委。一九四二年调回浙南,至一九四九年五月温州解放前,历任瑞安陶山区委书记,浙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瑞安县委副书记兼浙5第一县队副政委,浙南游纵队温州前线政治部主任等职。
[④] 陈沙兵原名陈素屏,浙江省温州市人。1943年曾入英士大学美术专科、上海美专学习。 一九四五年在上海美专负责组织进步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浙江温州地委宣传部干部,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创作员,冶金工业部《冶金报》美术编辑。后至新四军浙南游击队地区,主编油印月刊新民主,出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集,后为军事博物馆收藏。
[⑤]夏子颐:1948年在新四军浙南游击纵队任宣传队长,1949年任中共温州地委文工团艺术指导 。
[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分毛泽东的重要军事著作当年并未公开出版,抗战初期刘英在皖南东南局项英处见到后,带回浙南,嘱咐夫人丁魁梅以绳头小楷全文抄在一个小本子上,后来在扉页上题词,郑重地送给龙跃。在战斗频繁的环境里,龙跃始终随身携带。
[⑦]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发生于云南昆明。
[⑧] 王永山:在温州的商业史上一个典型的奸商。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温州,全城沦陷,专署、县府人员以及稍有名望的地方士绅大都逃往乡下。而王永山非但不走,还故意坐上自己的黄包车招摇过市,以引起日军注意。日军当即找上门来,要他出来组织伪政权,王永山满口答应,表示“愿为皇军效劳”。他随即四处奔走,由于多方掣肘,响应者寥寥。无奈只好拉拢几个地痞流氓,于当月24日下午,在扬名坊普安施药局楼上召开汉奸组织“临时商会”成立大会,王永山自任会长。会上,他与谦昌钱庄经理周华国沆瀣一气,勉强拼凑了32名董事、各股主任,其中大部分不愿当汉奸,早已逃往乡下。25日,伪临时商会贴出布告,公布会长、董事及各股主任名单;26日,王永山等人沿南北大街、五马街巡视一圈,责令各商店立即开业,并拉来500名民夫,帮助日军运输抢劫来的物资。日军占领温州仅13天,便匆忙退出温州。此时的王永山急得如同丧家之犬,匆匆逃往上海,仗着雄厚的资金,出没于金融界。
[⑨] 沈崇,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19461224圣诞夜八时左右,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施行强奸。从而引发沈崇事件。
[⑩] 民盟永嘉五人小组:董辛铭系留日学生、戏剧工作者,担任过剧团团长、中学校长、永嘉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在温州学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中,董辛铭积极为中学学生演出的《清明前后》、《雷雨》、《万世师表》等进步话剧担任导演。叶显文是温州著名律师兼会计师;周渭夫早年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游止水、刘焯都是教育工作者。
[11] 《新民主》、《浙南月刊》、《时事周报》: 1946年11月,创办了《新民主》半月刊,这是一本综合性政治刊物。主要报导评论时局的发展,揭露蒋介石卖国、独裁政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同年12月,创办了《浙南月刊》,这是内部刊物,供党内区以上干部阅读。主要刊登方针政策方面的文件与评论,分析形势,交流工作经验。1947年5月,创办《时事周报》,1948年1月出版了通俗版。1948年7月改称《浙南周报》。这是以刊载新华社电讯为主,同时也刊登浙南本地武装斗争的报导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暴政。
[12] 郑丹甫,化名邓桂、翁元生,福建福鼎彩奥乡后垅门村人。1942年2月以后,任浙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浙闽边区委员会书记。1944年春,根据地遭到“围剿”,在泰顺古洞及时召开会议,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停止基层党支部活动,并布置分散隐蔽。1948年11月,任浙南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1月8日,任浙南地委暨游击纵队驻青景丽地区代表,兼办事处主任。2月,与余龙贵一起率部攻占泰顺县城,歼敌一个营。5月7日,温州解放后,任温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3] 胡景瑊(1917—1987),又名东鸣,笔名张亦如,永嘉城区(今温州鹿城区)人。1935年在温州中学读书时,组织野火读书会,主编校刊《明天》,团结进步同学,宣传抗日救亡。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带领温州学生请愿游行,要求拆毁东洋堂、烧毁日货,把温州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温州解放初,任温州市军管会委员、文教部长、温州地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浙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498月,任温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
[14] 叶芳(1911--1986)少将。原名超,字树芬,浙江永嘉人。黄埔军校第7期步科毕业。曾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第18期学生总队大队长,1944年任第27军上校参谋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5军辎重团团长,第596师副师长兼挺进纵队司令,第5军骑兵团少将团长,19484月任衢州绥靖公署少将参议,9月任浙南绥靖指挥官,19491月任浙江省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3月任第5200师少将师长,57在浙江温州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浙江省政协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副主委。1986331在杭州病逝。
[15] 邱清华1920—)浙江温州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乐清县委书记、特派员,括苍中心县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政委,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建国后,历任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温州行署专员,浙江省机械厅厅长,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浙江省教育卫生体育办公室主任,浙江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6] 程美兴:江西省贵溪县人,1916年生,1931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护士、特派员、中共县委组织部长,浙南游击纵队参谋长,浙江省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二班副主任、军事学院物质保障部输送处处长、合同战术教授会副主任、院务部供给处处长、参谋系副主任、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88年被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7] 撒网战术:在扩大会议期间,江北县队在距乐清县城10公里的白石镇歼灭国民党一个中队。同一天,青景丽县队袭击景宁小顺镇,歼灭国民党一个分队。两次战斗,证明龙跃提出的实施“撒网战术”的条件已经成熟。使得在浙南监督“清剿”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司令深鸿烈在温州召开“绥靖”会议,他在会上以低沉的声调说:“我于1946年11月到温州视察时,开始认为五云山只有300之众,不放在心里。经视察后,觉得浙南是浙江最麻烦的地方,于是成立文成、括苍两绥靖区。浙江昔为‘三五支队’的根据地,匪党在温台更有相当历史,目前已由潜伏到公开,由分散到集中。此次到温,适值发生两起不幸事件,极为痛心。”这里所说的“不幸事件”之一,即指“白石战斗”
[18] 叶芳(1911--1986)少将。原名超,字树芬,浙江永嘉人。曾任中央军校7分校第18期学生总队大队长,1944年任第27军上校参谋处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5军辎重团团长,第596师副师长兼挺进纵队司令,第5军骑兵团少将团长,19484月任衢州绥靖公署少将参议,9月任浙南绥靖指挥官,19491月任浙江省第5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3月任第5200师少将师长,57在浙江温州率部起义。后任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副司令,浙江省政协常委,民革浙江省委副主委。
[19] 李延年,字吉甫。1904311(清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大王镇王西村(原乐安县大王大王桥村)一个富裕的耕读家庭。国民党著名将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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