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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执政兴衰周期率”的思考
时间:2015-07-30 字号:[ ]

(一)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 90周年。90年来,我们党已从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近8000万党员(中组部2010年6月28日发布党员总数为7799.5万)的世界上第一大执政党,也是执政时间最长、治国成效最为突出的政党,这既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也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先进性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的结果。但是,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何确保党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的环境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新课题。

  早在 1945年7月1日,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经过几天考察后,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谈观感时讲到:中国历代王朝均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都源于取得政权后的腐败,担心共产党是否也会重蹈覆辙?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接着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在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的就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当时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5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语重心长的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从1945年至今,已过去66年;从七届二中全会至今也已过去62年,共产党已经执政了60多年。六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言论,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对当代共产党员仍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
 
  回顾中国共产党 90年来走过的历程,在革命战争时期的28年中,我们党在极其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条件下,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振兴,进行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作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古今中外最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人,是最大公无私、廉洁从政的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党和人民血肉联系,“军民鱼水情,干群一家亲”,从而得民心者得天下。从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起来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执政党。在1949至1978年的29年中,领导了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巩固人民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又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物质基础。但是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由于“左”倾路线一度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由于错误地判断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发生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刮共产风”的错误,以至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全局性的错误。所以这29年是党和人民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的29年,既有正面经验,又有反面教训。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共产党员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仍能保持廉洁从政、艰苦奋斗的传统,但也有少数人执政后居功自傲,贪图享受,贪脏枉法,出现了刘青山、张志善这样的贪官。我们党及时开展了“三反”运动,对刘、张处以极刑,对党内外起到震憾作用,有效地刹住了贪腐歪风。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进行了“假、大、空”的宣传,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极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和社会主义的声誉,造成了党内外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危机,滋生了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1978年12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后,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认真纠正了“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带领人民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党从封闭半封闭。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政党转变为实行全方位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政党。从那时至今33年来,我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有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由于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有效结合,使我国经济运行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够持续、平稳、又好又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至201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但在此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我们党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其中一项非常紧迫和现实的课题,就是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能否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传统,经受住“执政兴衰周期率”的考验。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处于新旧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完善之处和留有空隙,加以市场经济遵循的是商品、货币的等价交换,是通过竞争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它既有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经济运行的生机和活力的一面,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消极影响的一面;再则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世界,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在相互交流,反动腐朽文化也在四处传播,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而且随着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有些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物质欲望膨胀,思想道德滑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处在如此错综复杂的大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外部世界五花八门、物质享受花样翻新的诱惑下,把理想信念置之脑后,把宗旨意识抛到九霄云外,把入党誓言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把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规则,移用到党的生活和政府行为中,搞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从而出现了种种腐败现象,诸如:1、贪渎腐败,利用职权受贿索贿;2、用人腐败。跑官要官,买官卖官;3、司法腐败,执法谋私,办“人情案”、“关系案”;4、“公贿”腐败。用公款向有关部门和主管领导行贿;5、权色交易,以权谋色,包养情妇,“二奶”,等等,此外有些部门和单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私设“小金库”,借种种名义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娱乐甚至公款赌博、嫖娼……。特别是经济建设的热点领域如土地、规划管理、房地产、工程建筑等更成了贪腐犯罪的重灾区。虽然多年来我们党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事实上存在的腐败现象仍有蔓延之势。在此同时,某些已成为惯例、以捞取“灰色收入”和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潜规则,严重腐蚀了职业操守和社会风气。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使命的实现。

  面对腐败现象的严峻形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忧心忡忡,焦虑万分;国际敌对势力幸灾乐祸,以为有机可乘,借人权、民主、自由为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一党专政”、“独裁政权”,煽风点火,掀风作浪,搞分化西化,图谋在中国也上演“颜色革命”;国内也有些人,借“言论自由”,散布“一党执政必然腐败论”,说什么党政腐败已是不治之症,主张进行所谓“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总之,不论是善良人们的担忧也好,敌对势力的图谋也好,蛊惑人心的言论也好,实质上都是集中指向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跳出“执政兴衰周期率”的考验。
 
(三)
 
  那末如何应对“执政兴衰周期率”的考验呢?

  首先,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腐败问题。这是我们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虽然中国共产党90年来在各个历史时期也犯过各种错误,特别在当代,有些共产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骄奢淫逸,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但必须看到党内的健康力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忠于职守,脚踏实地,发奋工作,无私奉献,涌现了千千万万英雄模范人物。不论在天寒地冻或高温酷热的边远地区,在穷乡僻壤的贫困山村,在抗灾抢险的危险时刻,在默默无闻的平凡岗位,在科学前沿的克坚攻关,在挑战极限的训练营地,在强手如林、为国争光的世界赛场,处处活跃着共产党员的身影,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光辉,体现了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旋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带领全国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战胜内忧外患,取得了辉煌成就,迎来了太平盛世,国泰民安。那种把共产党看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的言论,那种认为“共产党的腐败已无可救药的言论”,是被偏见蒙住了眼睛,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他们如同患了“偏视症”,只看到黑暗,而看不到光明。同时我们还要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严明纪律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政党,是能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环境中坚韧不拔、勇敢面对的政党。在我党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多次“左”和右的错误的干扰,经历过无数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明枪暗箭,经历过多少次强敌的围堵追杀,经历过多少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进犯和欺压,但是,不论是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或是源于内部的严重错误,不论是遭受到多么严重的艰难挫折,我们党总是能够在失败和逆境中奋起,总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困难获得重振;总是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长时间、全局性的错误,我们都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博大胸怀和理论勇气自我纠正,并从中引出极其深刻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我们一定也能总结经验,掌握反腐败斗争的规律性,打赢反腐倡廉建设这场硬仗。

  其次,要破除“一党执政必然腐败论”。有人认为一党执政,没有权力制衡,必然腐败,他们推崇西方的政治模式,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其实世界上近 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的虽占多数,但是它们的廉政记录并不美妙。像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还有南亚的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其中有的国家腐败丑闻层出不穷;有的国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动荡、政局不稳,而一党执政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香港回归前那有什么议会民主),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廉政记录。香港自1974年2月设立廉政公署后,实行了严厉的监督机制,廉署专员只对港督负责,不受其它任何人指挥,廉署人员以身作则,“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36年来,廉署人员内部仅发生一起贪腐案件,受到严厉惩处,廉署对促进香港地区的廉政立了大功。新加坡是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有儒家文化传统,1965年建国以来,由一个落后的第三世界小国,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政治有序、社会稳定的发达国家,人均所得已超过美国,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国家虽小,但在世界上颇有发言权。40多年来,新加坡都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保持廉政方面有健全的机制和法规,标本兼治,惩防结合。2009年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发表“廉政指数”,调查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廉政记录,新加坡排名第三位(历年来都是10位以前),香港地区第12位。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新加坡、香港是小地方,他们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但不能照搬。上述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以多党制、议会民主为标志的西方政治模式,并不是能否廉政的决定因素,关键在于有效的监督机制和健全的法规。

  第三,民主社会主义不是“灵丹妙药”。被有些人炒得天花乱坠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呢?国内有些人赞美民主社会主义如何如何好,“北欧模式”如何如何好,甚至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到底好不好?我们只要看看苏共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 ——“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清楚了。他的“新思维”,核心主张就是:废除共产党一党执政,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倡所谓符合人性的全人类普世价值观。结果使苏联共产党解除了理论武装,苏联人民失去了理想信念,西方思潮自由泛滥,人们思想极度混乱,各种敌对势力空前活跃,最终导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顷刻瓦解,分崩离析;并引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链锁反应,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倒台。虽然导致苏联解体、东欧极变的原因还有其它因素,但取消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极其惨痛的教训。苏东变色后,普遍推行私有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国有资产流入权贵阶层,形成了资产寡头(这不是最大的腐败是什么?),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大倒退,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普遍下降。时至今日,那些鼓吹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对苏东悲剧支字不提,为了给自己的主张披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竟然杜撰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妄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根本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说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这些谬论,只能欺骗一些年轻无知的人,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人都知道,恩格斯在1882年就发表了一部重要著作,书名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们中国是个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当前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发展很不平衡。我国国情与北欧的几个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小国大不相同,绝不能照搬北欧的政治模式(实质上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模式),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张,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中国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凝聚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必然四分五裂,人亡政息。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第四,发扬党内民主,强化人民监督,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虽然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共产党员是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但是光靠道德、自觉和自律还是不够的,因为人的觉悟总有不同,而且人的思想还是会变化的。我们党处在社会环境之中,不是真空的,党的肌体也会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蚀和感染。特别是面对当今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遏制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就更要加强反腐力度,健全监督机制和制度建设。正因为如此,我们党的十七大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并列的五大建设,其定位之高在我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09年9月18日,党又召开了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八条专门就反腐倡廉建设作出具体部署,强调权力运行要程序化和公开透明,要健全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为了切实贯彻实施这一要求,还一再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纵观当今世界,民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于共产党来说,发展党内民主同样是一项紧迫任务。因为:只有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在全党形成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才能敝开思想、畅所欲言,敢讲真话、实话、心里话,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只有发展党内民主,才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使决策科学化、合理化,并在决策环节上堵塞腐败漏洞;只有发展党的民主,才能形成良好的氛围,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防微杜渐。不必讳言,目前我们的党内民主还是不充分、不健全的。为此,要进一步树立党员是党的主体的理念,要充分保障党员的基本权利,扩大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要完善各级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完善民主集中制和党委集体领导制,要制约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一言堂”,使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化;要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建立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健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机制,广开举贤荐能之路,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全国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这是最适合我国国情和人民利益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我国不存在反对党和在野党,因此,发展党内民主更具有重要性和先导性。只有执政党内部的民主发展得充分,才能带动和引导社会民主,才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现在,如何发扬党内民主,加强人民监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事日程,已成为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既要满怀信心打赢反腐倡廉这场硬仗,又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要我们党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举措过硬,取信于民,就必定能够跳出“执政兴衰周期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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